3 t5 K2 {( U8 t/ U$ x" r$ Y- ~关于明治天皇乃至战前天皇的实际权力,国内经常有两种极端误解:一种认为天皇是如同中国皇帝一样的“绝对君主”,发言必定一言九鼎,无人反对;另一种认为是如同英国国王一样的“虚君”,仅仅是坐在皇位上,但“统而不治”,具体事务完全交给各路政治家。- L9 X4 h; Q/ z/ Z- Q& Z) W8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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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说,两种理解都有道理,却也存在共同的问题,即认为“天皇”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。但事实上,无论明治天皇还是后来的大正天皇、昭和天皇,其天皇权力事实上都不是孤立存在,而是与他们身边的顾问团体——“宫中”集团共同存在。( |; ^2 [3 C: X r( T, y
7 Y6 d4 [+ V ~' s3 U所谓“宫中”集团,狭义上说是担任过“宫中顾问官”职位的官僚;广义上讲,是以明治天皇的“帝师”群体、以及天皇本人信任的一些非主流高级军官组成的政治团体。在探察近代日本历史时,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“宫中”集团。一来他们在后世人的眼里并不及西乡隆盛、大久保利通、伊藤博文这些前台的政治家有名,二来他们的作用并没有写在各路已经问世的历史书籍或通俗小说里,而是深藏在他们本人的日记或宫廷记录里,研究深度不足者很难触及。 ' O6 i" X' r8 I9 u0 P: f2 K) s; x3 p" ^; \6 {3 J3 B! ^ U# V& o
从身份来说,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,“宫中”集团重臣土方久元、军人谷干城都是幕末土佐藩维新志士,“帝师”元田永孚也是熊本藩“国学者”,均各自拥有一定政治地位。但在明治维新以后,他们的地位显著降低,如今天皇成为自己的“学生”,失意的倒幕志士群体当然要发挥倒幕维新时期的另一大政治正确,双方于是一拍即合。换言之,天皇的权力提升,本质上是靠了自己本身具有的名义权力,结合“非主流”的维新志士群体本就拥有的世俗权力,进而形成了一股足以和主流政治家抗衡的强大实力。 9 c, m0 @2 n. { Q# x 0 d0 |' u3 h3 F3 _% Q; l“宫中”集团第一次显著影响政治,是在1880年日本政府因财政短缺而讨论是否对外借债事宜。当时以伊藤博文为主的高层政治家群体对借债额度略有争议,“宫中”集团借题发挥,要求明治天皇亲自干预“外债”问题。而明治天皇要求全部高级官员立刻陈述意见,最终17人形成了8票同意、8票反对、1票中立的结果,意见难以统一。最终明治天皇直接发布“圣裁”,否决日本发行“外债”。 , E/ n* F9 A" Z- O' Y( |: C7 a+ t" z
明治天皇之所以能够“圣裁”,不仅是因为有着“非主流”维新志士的支持,更重要的一点,就是明治政府得以建构的政治正确基础就是幕末以来流行的“尊皇”思想。无论伊藤博文等官僚集团再怎么心生怨恨,他们都不能明确反对天皇的意见,更不能做出任何对天皇“不敬”的举动。于是1884年,当明治天皇对伊藤博文的人事政策不满时,他就直接以身体欠佳为由回居内宫,不理政务,而伊藤博文也只能干着急:按照古代礼法,没有天皇召见,臣子根本不能擅自进入内宫。1 [/ R7 A$ u3 W
0 L i" X9 A% Y7 Q明治维新期间,日本第一要务就是如何仿效西方国家建立宪法制度,但在1880年代,明治天皇聚集起的“宫中”集团却对伊藤博文如何立宪、效仿哪国、如何建立具体规章频频指手画脚。为了完成立宪,伊藤博文就必须为“宫中”与官僚两个集团划定职权边界,在这种情况下,近代日本“如何立宪”,就自然而然转化为如何限制天皇与“宫中”集团的无限扩张。7 t% A( M3 N3 X* F. v" L
K. ~' _2 y$ [. ?8 h3 a* Q0 j在一连串成功与失败的共同作用下,明治天皇与“宫中”集团与官僚集团达成妥协,即官僚集团承认天皇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地位,甚至将本应分立的立法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全部归为“天皇大权”;但与此同时,天皇要想行使“天皇大权”,也必须经过大臣的“辅弼”才能完成:如想行使立法权必须经过国会“协赞”,想行使对军队的“统帅权”需要经过陆海军参谋部门,想行使对国务的“行政权”更需要由“国务各大臣”联合署名。在1886年下半年达成的“机务六条”里,明确规定,天皇不得随意干涉国家事务,而且即便天皇生病、政治家也有权进入内宫“拜谒”——这无疑是对1884年明治天皇闭门不出的一种报复。 - M1 T' D% T' ^& \0 ]0 X2 `6 q$ m4 n% y: \4 S# O. @* O0 R
当然,打压了天皇对于掌权的渴望,也要提供合适的对价进行补偿。1889年,日本政府借助《大日本帝国宪法》通过的机会,正式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,让这位维新志士重新获得正三位的官位;再到1898年,东京上野专门为西乡隆盛建造了铜像,以表彰他为明治维新做出的卓越贡献。逐渐,明治天皇也放弃与明治官僚集团的争斗,转而配合官僚体系一起发展国家,乃至于在战争中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。 9 U2 A4 ^" f; ~1 j6 P2 j) W! F0 G7 s4 W( C2 p" @3 n1 W5 i- n
战争:天皇到底如何参与到战争中? 1 j7 R' b* U8 W0 p4 u 1 P% J# G+ ^ A. G- t其实之所以喜欢讨论天皇拥有多大权力,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衡量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:到底天皇有没有参与发动战争?天皇应不应该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每一场战争负责?& v6 _7 n4 ]! G R& ]# P3 n- ~2 q% v
! }# t9 _* \9 _2 m" D对这个问题,唐纳德·基恩《明治天皇传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,毕竟明治天皇时代的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与大正天皇时代的“一战”、昭和天皇时代的“二战”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,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与天皇的地位、作用也不尽相同,不应该用明治天皇对标后面两位天皇。不过,从明治天皇在战争中的矛盾表现,依然可以对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做出一些推测。6 r6 C8 G x/ j; W7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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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场战争爆发之前,明治天皇都发出过一些“泄气话”:甲午战争曾被他评价为“此非朕之战争”,日俄战争之前他更是说过著名的“本以为四方之内皆同胞,世间却频起波风”。乃至于日俄战争的宣战诏书草案里,他都加入了关于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语句,后来被官僚集团删除。从这些碎片记载来看,明治天皇并不是一个多么积极的好战分子。 & G6 v5 G L/ E3 Q' i n0 `$ P( G, O' x3 {6 F/ g, e5 G: O
但另一方面,当两次战争打响后,明治天皇都第一时间亲临大本营,以帝国大元帅之名义召开作战会议。甲午战争期间,天皇离开居住多年的东京来到日本西部重镇广岛,乃至于给日本国民一种“御驾亲征”之感;日俄战争的大本营虽然设立在东京,但明治天皇却对前线战况非常关注,甚至于直接对军队人事做出指示。1904年底,日本陆军迟迟未能攻克位于中国东北的俄军战略要地旅顺城,多名官僚请求更换主攻旅顺的司令官乃木希典,然而明治天皇却出于个人感情,明确写下“不许撤换乃木”一言,硬是让这位有些愚钝的战将坚持到了最后。战后,由于担心在战争中失去两个儿子的乃木希典自尽,明治天皇要求他出任皇室学校“学习院”院长,而乃木希典也成为其孙昭和天皇的第一位导师。2 R+ h* A6 x( f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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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明治天皇的这些矛盾举动,一般认为是他受限于明治宪法制度,不可能直接对战事做出指挥,也无法直接决定是否开战。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,明治天皇在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对维新武士的恐惧之中,那么对于战争,他更容易出现的想法其实是“如果败了会怎么样”。恰巧,无论对清朝、还是对俄国,日本都是以小敌大,以弱战强,这种不安全感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就会被无限放大。0 p; d+ H5 C# ~8 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