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 `' a7 F4 m7 K* S 去年初夏,我第一次见到日本最高额纸币一万日元的时候,还以为纸币上的那个人像是日本的某位天皇,要不就是丰臣秀吉啊伊藤博文啊大久保利通啊等著名政治家。但后来才知道,此人既不是哪个天皇,也不是哪个首相,而是一个出身平民、终身未仕的教育家、思想家,他叫福泽谕吉。6 R# D) c, E0 u7 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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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福泽谕吉其人,我早就有所了解,对他既敬又恨,感情复杂的、矛盾的。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,著有《劝学篇》、《文明概略论》、《脱亚论》等,主要思想是反对封建专制、崇尚自由平等,呼吁日本脱离东方专制愚昧文化,全盘西化。虽然他是日本“明治维新”时期的名人,但毕竟是一介平民,终身未仕,也没有什么文治武功,怎么会被日本人把他的头像印到最高额的日元上呢?一个教书匠有何德何能啊?2 p4 F! Z' @- t- B0 B) H, \
/ l, a' K2 j2 s& S4 v, p4 }! x 少年就是汉学家7 C2 J8 m4 G1 [# h( K, N4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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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1月10日,他的父亲福泽百助是一个俸禄微薄的低级藩士,他喜欢收藏中国古书,致力于研究中华文化,是当地名望颇高的汉学家。在谕吉诞生的那一天,福泽百助恰好买到了中国清朝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,认为非常吉利,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“谕吉”。不幸的是,在谕吉18个月大的时候,福泽百助因病去世,谕吉家境顿时陷入贫困境地。谕吉幼时常制作手工艺品贴补家用,无暇读书识字。一直到了十四五岁,才开始学习汉语,并阅读家中所藏汉书。可以说,谕吉最初接受的是中华文化,光《左传》一书他就读了11遍,年纪虽小,已是一个地道的汉学家。9 I/ f7 t3 `9 \, J" 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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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2年,清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震惊日本。长期以来,日本都是以华为师,而清国败给英国,使“天朝大国”的形象开始在一些日本人的心目中崩塌。1853年,4艘美国军舰来到日本,逼迫日本幕府开港通商。与当时的中国人一样,西方人的船坚炮利也让日本人震惊不已。第二年,福泽谕吉离开故乡赴长崎学习炮术,之后又到大阪钻研物理和医学。他在接触到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之后,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反科学、反文明的本质,开始鄙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,也包括日本传统文化。 7 b( ^- L+ Z+ |8 k7 \& k 7 m/ u3 t; i; n! g9 T4 V6 X8 L$ r; y出洋见了大世面 , Y$ l5 |" C9 p, z- S% H R& a0 E
1858年,25岁的福泽谕吉学有所成,受聘到江户教授兰学(荷兰语及学术)。次年冬天,德川幕府依据“日美通商条约”,决定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美国华盛顿交换商约。谕吉经过朋友的推荐,获得舰长木村的准许,作为随员赴美。一到美国,“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,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,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:在日本,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,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,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”。4 P- C, P, \$ Z4 C- n/ ]) R
" Q% X: ]' Y5 }& ?$ q这是谕吉第一次出国,虽然走马观花,毕竟大开眼界,为此他对带他出国的木村感恩戴德,终身不忘。以后每逢年节,谕吉必定亲往木村家中问候。谕吉后来在日本名声雀起,木村请谕吉为他的著作作序,而谕吉在序言中仍谦称自己是“木村前舰长的仆从”。 - T$ @" _: T* U( m }. k ( d) ]) {' _" F1 w' c; K! ^$ C" l1861年12月,日本幕府派遣使节到欧洲,谕吉作为译员随行,周游了法、英、荷、俄、葡等国。这一次旅欧,促成了谕吉思想的改变。0 I8 A- g, p% d7 L9 d, j4 w;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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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前,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,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、数十个铁丝灯笼。可到了巴黎一看,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,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,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,“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,心理也不会有‘攘夷’之念了”。谕吉对于西方社会经济社会的各种问题,诸如医院的经营、银行的业务、邮政、征兵法规、政党、舆论和选举等问题,都作了比较深入的了解。他认识到,西方物质的发达仅是表面,而根本在于制度的进步。只有建立与人性相适应的制度,才能激励人的创造性,由此自然而然会导致物质的丰富和社会的文明进步。/ J% j4 S9 O- I% B" J8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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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日本后,福泽谕吉开始著书立说,宣传西方文明。他撰写了《西洋事情初编》,记录了他旅欧一年的所见所闻,也让广大日本人民大开眼界。在《劝学篇》中,他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学思想,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,“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,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,天下独立”。他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,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,他讽刺中国是“不擅变革之国,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,妄自尊大之风盛行……” & d! r; H" H7 q( z * T6 e6 A. ]# x8 v4 A9 C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2 n/ F+ q0 V+ o: N* 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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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7年,谕吉再度赴美,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。此次他认识到了教育对于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,他认为:“当今之急固属富国强兵,然富国强兵之本,唯在专心培育人才。”回国后他就开办家塾——庆应义塾,效仿美国的私立学校,确立课程内容,以数理为基础,以培养“独立心”为旨趣。教材以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为主,设法律、经济、数学、地理、历史等课程,开日本新式教育之先河。3 Z" q9 Y0 I9 a"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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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说明的是,与之同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,也在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。无论是魏源提出的“师夷之长以制夷”,还是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主张的“中学为本,西学为用”,都是侧重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。但福泽谕吉的认识显然要在魏源、张之洞等人之上。科技进步,只是果,而不是因。无因哪来果?谕吉认为,学习西方文明,不仅仅是引进科学技术这么简单,关键是引进西方的优良文化和先进体制,而要让人民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体制,最重要的是教育。只有通过教育,才能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,才能把日本人由顺从的“臣民”培养成“独立自尊”的国民;也只有教育,才能让人民了解到学习西方文明的重要性,才能形成日本人的现代意识。& n" U! B4 @. B- Y
% E2 @* _ P$ z: A% v& @% A明治元年五月,上野发生战争,谕吉义塾的所在地距上野仅八公里,炮声隆隆可闻。谕吉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情况下,依然从容地向学生讲授美国的经济学,一时传为佳话。他勉励学生说:“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,荷兰国的命运,有如风前的残烛,岌岌可危。不特自己的本国,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,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。但在世界上,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,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。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,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,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,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,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,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。”他以此比喻庆应义塾要如荷兰的出岛一样,不因骚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。他说:“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。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,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!”# T. x% J% Q; c) A, |!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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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的庆应义塾,如今已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。' V" v& {5 B" e9 C. N
3 J7 J* k. S3 A6 n! Z“脱亚入欧”:日本崛起之秘诀 | [$ h. L* M7 F$ L( B' C+ S4 A G! V( D/ s
在教学之余,福泽谕吉还勤奋著述,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鼓吹西方文明,批判东方文化的文章。他通过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反思,确立了其让日本从文化到体制全面“脱亚入欧”的思想。他在《文明论概略》一书中说:“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,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,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,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”。 8 }9 ]) F* C3 I- J & q j; `& `! Z: w# G阐述其“脱亚入欧”思想最有代表性、影响最大的文章,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《脱亚论》。他言简意赅地指出:“(日本)所奉行的主义,惟在脱亚二字。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,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,而转向西洋文明。”5 |8 m6 }6 I; k1 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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阐述其“脱亚入欧”思想最有代表性、影响最大的文章,当属他发表于1885年的《脱亚论》。他言简意赅地指出:“国内无论朝野,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,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,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。其关键所在,唯‘脱亚’二字。”" z4 ?5 k% ~7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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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,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,向西洋文明转移。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,一个叫支那,一个叫朝鲜。这两国的人民,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,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。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,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,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。日、支、韩三国相对而言,与日本相比,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。这两个国家一样,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,都不思改进之道。”% b8 U# u( l: s, U, h# y
8 a7 O; n: M. K R“虽说经常用“唇齿相依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,但现在的支那、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。不仅如此,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,由于三国地理相接,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。因此对支、韩的批评,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。”- D, Q7 G* f' J( K6 H9 G! w
! c. ~. [: R3 k i: r# c“假如支那、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,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;假如支那、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,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;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,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;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,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。如此事例,不胜枚举。”% }7 w& G( N2 {3 j) M
3 C6 a L3 l. Q# G5 }; f$ V2 a福泽谕吉是个汉学家,能写汉诗,也擅书法,对中华文化造诣颇高。但他却是中华文化的叛逆,对中华文化的批评毫不留情,针针见血;他对中国人的批评,尖刻冷酷得让人难以接受。比如他讽刺儒家文化倡导的“仁义礼智”“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。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”;他指责中国和朝鲜“不知国家改进之道,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,但却视而不见,不为心动,恋恋于古风旧习,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”,讽刺中国人信奉“阴阳五行”、“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”、“卑屈不知廉耻”,甚至认为日本与中国、朝鲜同为亚洲国家是“一大不幸”。这些论断,用句外交词令来说,真是“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”。 " O9 ?2 v: ]( B& u+ T- D* s: x7 a" c; ~$ N2 G3 I8 t
不过,联系到当时清朝的实际,应该说,福泽谕吉的大部分批评是恰如其分的。在《有支那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》一文中,他写道:“由于支那的迟钝,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。据说近年来采纳了西洋的一些东西,但却止于器的层面,没有人关心文明的主义如何。不究其主义而单采用其器,认识只限于表面,就没有进步的希望。”“支那国民与西洋人接触已有百年,其交接的方式只有商业贸易,外来者为利而来,内应者为利而应。交往的动机,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。……在支那群民中,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,但只限于日常生活用语,而不能成为知识传达的媒介,其证据就是百年来能说洋话的人不少,但在进口品中,西洋书籍却很少,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。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。” & P) A# i5 N4 x' w l4 p2 C: g3 u. A( r7 U1 j. c R% a
对西方先进科技的“认识只限于表面”,与西方交往“只有商业贸易”,“交往的动机,除了利以外一无所有”,这些不能不说切中清朝“洋务运动”的时弊,而且对后人也极具警醒作用。 7 f8 ]3 H' h- o% d; k y# f0 V( c: t6 C0 d. D
对中国的蔑视其实源于重视6 J& k( n0 Y1 P6 \8 P5 g7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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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泽谕吉指出中国的弊病是无可厚非的,让人不能接受的是,他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敌意,他说:“以上的理论如果没有错误的话,可以说终究不能指望今天的支那人能够开化。人民不开化,作为敌手就不足惧怕,作为朋友就不足利用。既知没有好处,那就对它避而远之,以防同流合污。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,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,其国的政教不采纳,其风俗不效法,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,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,只要有可替代的,支那品就要摒弃。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,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。”& y( o2 ]6 |7 r% c; a, d
- n) U x) a9 z& `5 b' r; f3 j鲁迅先生曾说:“最高的轻蔑是无言,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。”福泽谕吉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批评、嘲讽,恐怕也不全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蔑视,这正说明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。中国毕竟是东方大国,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主要邻国,他表面的蔑视正源于他骨子里对中国的重视。他羡慕中国的面积广大,物产丰富,鄙夷的背后实是出于嫉妒。在《到支那去应受奖励》一文中,他不无艳羡地写道:“支那是天兴的富国,大河直达四境,有舟楫之便,金银铜铁,矿脉历然,沃野千里,可谓东方田园。”并由此而生觊觎之心。" q# F. c; t! R5 ~+ J! |! W' p